中國銀行業的十年“涅槃”：從技術性破產到利潤過萬億

　　中國經濟十大群像·銀行

　　·中資銀行：由“技術性破產”到利潤過萬億元

　　·外資銀行：資產從零增長至逾萬億元

　　《中國經濟周刊》記者 劉永剛

　　“我的終點，就是我的開始。” 英國詩人艾略特曾用這句發人深省的格言描繪人生。過去10年間，這句話也成了中國銀行業的真實寫照。

　　10年有兩位主角：中資銀行和外資銀行。2003至2013年10年間，中國的銀行業金融機構更像是經歷了一場“涅槃重生”。

　　10年前，中國銀行業曾被外界認為已經到了“技術性破產”的邊緣，很多銀行由于背負歷史遺留的巨額壞賬損失，盈利能力也不被看好，再加上違法案件頻發，很多人對中國銀行業的未來發展產生質疑。

　　10年后，中國銀行業的變化足以讓那些曾經的質疑者為之驚嘆：中國工商銀行(601398.SH)、中國農業銀行(601288.SH)、中國建設銀行(601939.SH)、中國銀行(601988.SH)、交通銀行(601328.SH)、招商銀行(600036,股吧)(600036.SH)6家銀行在2012年集體躋身世界500強企業排名。

　　10年前，外資銀行在中國更像是一個“另類”，他們的員工大多是外國人，衣著靚麗;他們在中國的金融業務剛剛開始，還稍有些摸不著頭腦。

　　10年后，“外資銀行們”已經如魚得水;他們在中國的資產從零增長至超過萬億元;他們的中國區負責人由老外變成了熟悉中國金融規則的中國人。

　　10年，中國的銀行業發生了太多故事。

　　監管嬗變：銀監會“出爐”

　　2002年，關于央行雙重角色的爭論愈演愈烈———既是貨幣政策決策者，又是銀行業管理者———彼此沖突。業界呼吁，一個獨立的銀行業監管機構，有助于銀行業向外資全面開放之前，整治與清理國內商業銀行。

　　對于這種呼吁，魏加寧是強有力的支持者。當時還是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的魏加寧曾接受《中國經濟周刊》的采訪。2001年初，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根據國務院領導指示準備認真研究一下金融改革與金融安全問題。在國內調研和出國考察的基礎上，課題組提交了一系列研究報告，其中的一份內部報告提出了貨幣政策職能與銀行監管職能適度分離的建議。

　　魏加寧說，“至于當時中央最后是如何論證和決策的，我既沒有參加過論證，更沒有參加過決策。”

　　2003年4月28日，中國銀監會成立，首任主席劉明康一直稱自己為“工作在一線的救火隊員”。如今，中國銀監會已經走過了第一個10年，這10年所帶來的最大成就便是今天規模龐大的中國銀行業。

　　作為履行金融監管職責的特殊職能部門，衡量銀監會過去10年工作得失的標準并不在于銀監會本身，而是其監管下的整個中國銀行業的發展態勢。從銀行業自身的數據看，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的網點數量、資本凈額、資產規模成倍上升，盈利能力、經營狀況大幅改善，抗風險能力逐漸增加。

　　據《中國銀監會2012年年報》顯示，2012年底，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共有法人機構3747家，資產總額133.6萬億元，撥備覆蓋率上升至295.5%，不良貸款率下降至1.56%。

　　這樣的數據令10年前較為流行的“中國銀行業已技術上破產”和“賤賣論”等言論不攻自破。與時俱進的銀行業在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繳納了巨額稅收的同時，更為宏觀經濟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2012年的全國兩會期間，已卸任銀監會主席一職的劉明康向《中國經濟周刊》回顧了銀監會的發展，并坦言：“近10年來，銀監會推動銀行業牢牢把握促進實體經濟發展轉型這個中心任務，積極健全促進宏觀經濟穩定、支持實體經濟發展的現代銀行業體系，鼓勵創新體制機制和服務產品，助推破解經濟金融發展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問題，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質效大幅提高。”

　　時任中國銀監會副主席蔡鄂生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曾坦言，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國銀行業進入嶄新的發展階段。在這一快速擴張時期，能否建立一個完善、有效的監管體系，對銀行業的發展而言意義重大。在此背景下，中國銀監會于2003年正式成立，并在隨后推進中國銀行業深化改革、破解難題方面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銀監會成立至今，曾先后發布實施了600多件監管規則、規范性文件，初步形成了涵蓋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流動性風險等主要風險的審慎監管規則體系，奠定了更加堅實的制度基礎。”蔡鄂生表示。

　　正是在這種風險意識的約束下，中國銀行業的實力逐步開始讓世人驚嘆。

　　背水一戰的國有銀行改革

　　2002年12月25日，一檔聚集著眾多金融界精英的財經節目正在錄制，經濟學家李揚面對著眾多觀眾說，中國銀行業沒有像外界說的那樣一塌糊涂。

　　彼時，中國剛剛加入WTO，包括高盛在內的眾多外資投行紛紛發布報告認為，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貸款率已經瀕臨“紅線”，西方一些媒體甚至在頭版用“中國的銀行業已經技術性破產”的標題來吸引眼球。

　　當時，中國銀行業的公司制治理相對薄弱，經營管理相對粗放，而違法違規案件頻發，積聚了大額的不良資產。中國銀行業能否抵御強勢的西方金融機構的沖擊?多數海內外投資者并不看好中國銀行業，西方所謂的“技術性破產”之說也是在此背景下產生。

　　“當時的改革迫在眉睫。”中國銀行行長李禮輝曾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加入世貿之后，根據協議，中國銀行業將在5年的過渡期內逐步開放，過渡期后全面開放，國有銀行將直接與“狼”共舞。

　　2002年2月，中央在北京召開第二次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提出“具備條件的國有獨資商業銀行可改組為國家控股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條件成熟的可以上市”。

　　隨后的2003年，在華融、信達、長城、東方等四大資產管理公司購買了賬面價值約1.3萬億元的不良貸款后，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累積的不良貸款仍然高達近兩萬億元，不良貸款率仍有21.38%。

　　在當年的全國兩會上，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被問及最多的問題，就是國有銀行的改革何時開始，溫家寶對此的回答是：背水一戰，只能成功，不能失敗。

　　2003年12月16日，中央匯金投資有限責任公司(下稱“匯金公司”)悄然掛牌。很多外媒記者都在打探：匯金在中國金融系統中的角色是什么?

　　2004年1月6日，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公布了股改方案。主要內容是，建立規范的公司治理結構和嚴明的內部權責制度，形成良好的財務約束和內在風險防范機制，同時要進行相應的財務重組，加快處置不良資產、充實資本金，建立良好的財務基礎和嚴格的財務標準。

　　其中，匯金公司注資中國銀行225億美元;注資中國建設銀行200億美元，代表國家對國有大型金融企業行使出資人的權利和義務、維護金融穩定。

　　此后匯金公司先后完成對交通銀行、工商銀行、農業銀行的注資。五大國有商業銀行完成股份制改造。

　　財務重組為國有商業銀行建立真正的現代金融公司治理結構奠定了基礎。當時，《中國經濟周刊》曾以《銀行改革不宜“想法太多”》為題評論稱，“國有商業銀行改革，本來就是一場倒逼下的改革”。

　　2005年底，《中國經濟周刊》刊發報道《銀行改革很行?》，對這一年波瀾壯闊的改革進行了回顧。報道稱，2005年的銀行業更像是一部“電影”，不斷地為我們上演著一場場“劇目”。這其中，既有“悲”，又有“喜”。

　　“悲”的是老百姓還不滿意銀行目前的服務，而銀行似乎只是埋頭于大刀闊斧地削減自身不良資產率、明晰產權，早已忽略了其稱為“上帝”的儲戶是何感想? “喜”的是在國家政策幫助與自身努力的共同作用下，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規模大幅下降，不良資產總額和不良資產率實現持續“雙降”。全國113家城商行、股份制銀行改革和納入整個金融系統改革中。

　　在國有商業銀行改革的帶動下，政策性銀行、中小商業銀行的改革也逐漸提速。國家開發銀行商業化運作啟動。中小商業銀行也借助上市之路改善公司治理，增強風險防范。

　　2012年，中國銀監會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1年底，全國銀行業金融機構稅后總利潤達到了1.2萬億元的歷史新高，2003年至2011年，年平均利潤增速為50%。另外，不良貸款率從2002年末的23.6%下降到2011年的1.77%;資本充足率從2003年末僅有8家銀行達標增加至390家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水平全部超過8%，商業銀行整體加權平均資本充足率為12.71%。

　　2012年7月，銀行業權威雜志英國《銀行家》雜志發布年度排行榜顯示，2011年中國銀行業的利潤占全球銀行業利潤的三成。該雜志稱，以中國工商銀行為首的3家中國銀行占據了銀行利潤排行榜的前三位。2012年，全球銀行1000強榜單中首次出現前10位中有4家中國的銀行。其中，中國工商銀行排在第3位，中國建設銀行居第6位，中國銀行排第9位，中國農業銀行排第10位。

　　“入世后銀行業發展模式也開始發生可喜的變化，近年來在科學監管的引領下，銀行業主要依靠利差的盈利模式已悄然轉變，發展成為能夠開辦理財、投行等各種金融業務，尤其是較早實現多元化轉型的幾家大銀行，其業務范圍已擴展到了基金、保險(放心保)等領域，綜合金融服務能力增強。”時任中國銀監會副主席蔡鄂生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認為。

　　外資銀行發展史：“狼”來了?

　　1979年，第一家外資銀行機構——日本輸出入銀行經批準進入北京設立代表處，拉開了中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序幕。

　　2001年12月11日，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同時，中國政府取消了外資金融機構外匯業務服務對象的限制，允許設在上海、深圳、天津、大連4城市的外資金融機構正式經營人民幣業務。

　　2005年，《中國經濟周刊》以《中國銀行改革很行?》為題分析關于人們怕“狼”心態。文章稱：“外資進入就好比‘狼’要來了，國內的銀行無論從核心競爭力還是服務理念上都像是一只綿羊，把狼放進來，羊就該遭殃了。”因為從2006年12月開始，外資銀行將被允許在中國的任何城市向中國的任何老百姓經營人民幣業務，為他們存款、貸款，為他們理財，成為中國居民享受銀行服務的又一新選擇。對于新興的中國銀行業來說，這個挑戰充滿了強烈的刺激。

　　2005年年底，已經有111家外資銀行機構獲準在上海等18個城市經營人民幣業務，其中61家獲準經營中資企業人民幣業務;13家外資銀行獲準在華開辦網上銀行業務;24家外國銀行機構獲準開辦衍生產品業務。外資銀行規定范圍內經營的業務品種已超過100種。

　　然而到了2010年5月，普華永道發布的一份調查報告稱，42家外資銀行高管調查報告顯示，外資銀行在華擴張初顯煩惱。銀行業對外開放3年后，在日漸增大的競爭壓力和監管力度下，外資銀行的情緒日益敏感。外資銀行在華的“角色”正在發生變化。《中國經濟周刊》報道稱， 2006年12月，當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的時候，在外資銀行面前，中資銀行就像是“小學生”。3年時間過去了，中資銀行首次被外資銀行視為可畏的競爭對手。

　　2011年，正值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6周年之際，《中國經濟周刊》通過對渣打銀行、法興銀行、德意志銀行、匯豐銀行、花旗銀行等外資銀行中國區負責人的專訪推出了系列報道《外資銀行在中國》。

　　報道稱，截至2011年,外資銀行在中國資產已從零增長至超過萬億元。如今，面臨著監管、風險控制等一系列戰略問題，外資銀行不僅要思索“全能銀行”是否還能在全球延續，更要直面在中國未來的發展命運。

　　渣打銀行中國區總裁林清德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專訪時坦言，中國加入世貿之后，尤其是2006年中國金融業對外開放之后，意味著更多的參與者進入中國市場。新的外資銀行來到中國，你會發現行業的發展速度已經超出了各機構人才的供應儲備。因此，對渣打來說，當時最大的挑戰就是人才。

　　德意志銀行(中國)首席運營官盧睿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專訪時坦言：“盡管中國在入世后，監管部門對外資金融機構的限制正逐漸取消，但相對于其他行業而言，金融業仍然是最為謹慎的。”盧睿坦言，德銀的全球業務線都有一種迫切來到中國開展工作的愿望，“而目前我們只能通過在相關業務尋找合作伙伴的方式來開拓市場，作為一家全球性的金融機構，我們樂見于本土機構和國際性金融機構能夠處于平等的競爭地位，而這些將有利于市場的成熟發展。”

　　法興銀行中國區首席執行官張永光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法興銀行在進入中國的30年中，始終以“簡單的、全面的、對客戶有效的產品服務于中國市場。對于中國客戶的需求，我們可以利用全能銀行的優勢和全球資源去提供高附加值的服務”。

　　如今，離上一輪啟動劃時代的國有銀行改革已經10年，離中國第一家大型國有銀行——中國銀行上市已近8年，同時，中國金融業“三駕馬車”分業監管體系建立亦已10年。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曾在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時強調，當前改革進入了“攻堅區”和“深水區”，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這句話同樣適用于背負130萬億資產總額的中國銀行業和日漸讓人熟悉的外資銀行，對他們而言，2014年，將是一個特殊的年份，它既是過去10年的終結，又將是下一個10年的起點。

　　可以預見，進入2014年，站在新一輪政經周期的起點，“改革”依然將成為關鍵詞。在中國發生的銀行業的故事依然會持續精彩。

　　記者手記

　　旁觀者的樂趣

　　劉永剛

　　做財經記者最有趣的就是能見到很多有趣的人，聽到一些有趣的事兒。

　　一個場景。2012年全國兩會期間的小組討論會上，各位委員紛紛將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原因歸結為銀行嫌貧愛富，并最終導致多數企業只能選擇地下錢莊和民間借貸。更有委員直言，地下錢莊這種灰色地帶現在處于“無人管理”的狀態，這不僅給中小企業的發展埋下了隱患，更給社會造成了眾多不穩定因素。

　　“嫌貧愛富”，說的是銀行;“無人管理”指的是監管機構，一時間，場內氣氛頗為緊張。

　　此時，端坐在場內一直沉默的新任全國政協委員、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中國銀監會原主席劉明康終于忍不住了。他拿起話筒向在場的委員說，實際上，銀監會從來沒有任何提示，讓銀行在放貸的時候戴上有色眼鏡對待中小企業。但從銀行的實際運行情況來看，中小企業貸款的不良率是正常貸款的3倍，在這種情況下，銀行自然積極性不高。

　　會后，有銀行行長說，劉主席已經盡力了，大家不要再逼他了。在我看來，一句盡力，讓劉明康釋然。

　　10年間，銀行業走出了它本應走出的脈絡，它們的領導者也漸漸融入到了全球化和本土化的環境，而我也從他們身上感受到了銀行業的巨變。對于我來說，10年最大的收獲便是用新聞人的眼光看到了他們的痛楚，以及他們應對痛楚的方法。或許，這才是作為一個旁觀者最大的樂趣。